到大陸參加經營論壇,一位大陸知名企業家談到他公司所發生的真實案例,公司的一個高階主管長期拿回扣,過了許多年才東窗事發,造成公司極大的損失。這位老闆本以為這只是一個人的不當行為,但沒想到公司中其實有許多人早已知道此事,不過大家都選擇沉默,看著這件事持續發生,反正不干我事,不擋人財路,是明哲保身的做法。
這位企業家的結論是:當「全公司人沉默不語」,是極為恐怖的一件事。
我與這位老闆私下聊天,為什麼大家已知此事,卻無人挺身而出提醒公司?他告訴我,這種事在大陸很普遍,所以大家見怪不怪。我又問:既然見怪不怪,你又何須為此生氣?
他說:我一向要求正派經營,也要求團隊品格良好、行為正派。我以為大家都知道公司的態度,沒想到大家還是選擇沉默,我當然會生氣!
我勸他別生氣,全公司人沉默不語是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,台灣的企業經營雖較大陸進步,但關鍵時刻,大多數人還是沉默不語。自己品格良好、行為正派是一件事,但要去糾舉別人的弊行,不但要冒極大的風險,也要有極大的勇氣,非一般人所能為,因此期待員工糾舉不法,並不正確。
過去我們公司也有類似的案例,我也曾對所有不說話而知情的高階主管不諒解,但是他們告訴我,那位發生弊端的主管,是我最喜歡的人,他們貿然提出檢舉,不知我是否會生氣?更何況我說不定也是此事的當事人之一,因此大家選擇閉嘴。
有了此一經驗,公司內的防弊,不能依賴道德訴求,而要有系統的內稽內控制度,用制度來管理。組織內的制衡,會讓公司公開透明,但組織內不會出現完全不相關的「告密者」,單純的「告密者」極可能隱藏著複雜的動機,這是大多數人選擇沉默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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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人十幾年沒寫過辭職信,今天要請辭了,請辭的職務是:公視董監事的審查委員。
理由:「無能也無閒」。加上一個嘆息,唉!
老實說,該對誰請辭,我搞不清楚。立法院?文化部?還是行政院?從頭到尾,我就是一個政治鄉巴佬、一個色盲,自以為有專業能為公視董事的遴選盡力,沒想到進入一座政治大觀園。
開了三次審查會,我最不適應的是,每次的開場都要被會議程序羈絆多時,我敬佩部分委員在這些領域的專業,但因此耗費太多時間成本。想想看,要集合十五位委員的時間很不易,聚集十五個腦袋後卻在字字斟酌前次會議紀錄的枝節,反覆在諸如這項該放在報告事項欄或決議欄、程序問題爭論。第一批董事名單不滿意,第二批董事名單仍是否決。於是,一次又一次的流會。值得如此嗎?
進入審查,委員對於候選董事的姿態過高,我也期期以為不妥。除非有人視公視董事長是政治角力的位子,想藉掌握董事席次來影響董事長的當選。
否則,務實來看,當公視董事有什麼好處,很多有能力、有理想的人搶著當這義務職嗎?
以我的經驗,若是人才,不但要邀請,還要三顧茅廬的拜託。
我猜想這次龍應台部長是這樣,才可能有這麼漂亮的名單。然而,現在的審查,像高高在上的主考官,候選董事除了要準備厚厚的自我介紹資料,還被要求寫一百字的「對公視之理念」。前次提名的董事就有數位候選人覺得不被尊重而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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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稻埕煙火節剛剛落幕,朋友前往觀賞的心得:值得!看點有三:一、天氣好得不得了,幾乎沒有一點雜質;二、第一次施放水中爆破煙火,耳目一新;三、七夕情人節前夕施放,適合情侶立下山盟海誓。
雖然我不出生於大稻埕,但因為父親早年在迪化街經營布料加工,對於大稻埕的感情保持一定的濃度;這場煙火風聞已久,但還是錯過了,還好,從朋友分享中,一樣精彩。
小時候對迪化街的記憶,最深的一定是美食,包括今天都還在的永樂雞捲大王、旗魚米粉、土魠魚羹;其他則是人情。很多人會和迪化街發生「關係」是在一年一度的年貨大街,但可能不知道一些南北貨、零食試吃文化,最早也是來自於迪化街;你去買中藥,店家也會順便幫你把把脈,聊聊病情。
即使南北貨、中藥不再僅限於迪化街買得到,但是那股人情卻無可取代,有時候去找一些筋骨酸痛的藥,聽著店家跟你描述其他客人的案例,彷彿病痛就減輕了一半;早期大家在瘋普洱茶,到處買到假貨的時候,不知不覺就會找到迪化街的茶商,比較安心。以現代管理學的理論上看,這就是品牌的魅力,大稻埕早期民間就是以商號的信譽為做生意的根本,而且世世代代都同一群人,如果一顆老鼠屎壞了一窩粥,不僅砸自己的腳,也會毀了整個大稻埕的形象。
很有意思的是,儘管大陸黑心食品充斥,迪化街商家卻並不排斥賣大陸的商品,他們有特定的品質管控方式,上門去買菊花茶,他會跟你說,顏色較淡的是杭菊,較鮮豔的是台灣產的,兩相比較,各有特色,但也因為有了店家掛保證,對於黑心的疑慮也變少了。
這種安心,靠的是時間一再一再的考驗、過濾,更難得是它是一條街,而不是一家店,共同把人情經營起來,一起把信用當作重要品牌資產,談何容易?
這一期封面故事,談的是信任,裡面牽涉的角色有女首富王雪紅,台塑集團的第三代,史丹佛的金童,他們因為互相欣賞而結合,希望共同組一個大夢,最後的分手是因為失去了信任;夢想也許不會因信任的點券用完了而消失,但還是讓彼此都覺得惋惜;一家成立才六年的公司,信任就褪了色,是人?是制度?還是商業機制下太多的誘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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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敦奧運結束,台灣成績不佳,對選手不能苛責,也不應苛責,運氣、技術、天候、手感…..,樣樣都會影響結果。
但卻可以從中學到經驗,我就從乒乓球國手莊智淵與王皓的四強賽中,得到極大的啟發,這是人生中極重要的一課。
我得到的啟發是如何從「正常輸」中尋求「險中勝」。
莊智淵打到四強,已經是難能可貴,全國都叫好,而這也是莊智淵生涯中的高點,就算四強戰輸給王皓,也十分光榮,因此,莊智淵的情境是「nothing to lose」,也沒什麼好輸,也不怕輸,因此,莊智淵大可放手一搏。
再加上過去的對戰紀錄,王皓是十勝零敗,莊智淵從未贏過王皓,從數據上看,莊智淵是「正常打,平均輸」,贏的機會極低,要贏的話,莊智淵只有險中求勝。
我記得另一場球,在美國網球名將山普拉斯統治網壇的時候,他在有一年的澳網輸給了澳洲的重炮手菲利普西斯,我永遠記得這場球,菲利普西斯正常打,根本沒機會贏,但在澳洲觀眾的加油聲中,菲利普西斯搏命演出,球球都是致命的一擊,都打在最危險、最難救的地方,出界就輸,進了就贏,菲利普西斯不和山普拉斯打球技,他打的是氣勢、運氣,他要在「正常輸」中尋求「險中勝」。
他成功了,命運之神站在他這一邊,給了他生涯中的一次機會。
莊智淵與王皓的四強戰,也和山普拉斯對菲利普西斯的比賽類似,一樣是要在「正常輸」中尋求「險中勝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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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,因為在「人生學習」上自感很有收穫,樂於和人分享,常常主動或受邀去拜訪別人,包括好朋友、朋友的朋友,甚至不認識的人,頗有再度跑起江湖、「有求於人」的感覺。
一段時日後,忽然察覺,這種「求人」的感受,竟是如此遙遠的記憶。
記得小時候,因為家境一般,凡事難以做主,幾乎事事都得求人。事事求人的感覺,當然很差,因此暗自許願,有朝一日能獨立自主,發誓再也不張口求人。出社會做事後,資源條件日益豐厚,終於如願不求人了。沒想到三十幾歲創業初期,公司財務吃緊長達七年之久,身為公司負責人,不得不拋頭露面、四處求人,感覺差到最後竟然麻木了。可以想見,當公司財務好轉,我再度躋身「不求人」階級時,心情有多舒暢了。
這樣過了十餘年「不求人」的自在日子的我,如今再度「求人」,感覺又如何呢?說出來您別不相信,只有四個字:妙不可言!
現在回想起來,我人生那兩段不求人的日子,其實都沒什麼長進,反倒是那三段求人的日子,自覺頗有斬獲。我有一個比方:人一旦自認不求人,很容易不在意別人的看法,活進「自我感覺良好」的舒適圈。就像是產品即將退出市場,不必再研究
客戶需求,不必再研發產品改良了。套句行銷術語,這叫作「產品生命週期」結束了。
有了這樣的體會,我嚇出一身冷汗。原來我那兩段不求人的美好時光,竟然差點把自己搞到「生命週期」破表了,還毫不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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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假期間,一群朋友們陸續從香港回台灣,他們年紀在三十五歲上下,出身台大或國外的一流學府,有資訊系、財金系、法律系等,在外資機構上班,薪水是台灣同業或同儕的四倍以上。然而一見面,大家談的話題竟然都是:我們好想回台灣。
最大的原因,台灣太適合居住了。對比香港職場的鉤心鬥角、居住空間的狹窄緊迫、教育的階級意識等,台灣真是一個美地。
然而,他們為什麼回不來?
姑且不論薪水的差距,畢竟兩地的物價水準有別,但是,台灣的工作機會還真的不多。
他們開始研究起背後的原因,香港工作的多元、供給量大,與中國經濟脫不了關係,但台灣的工作機會,曾幾何時變得如此難求?
政府的管制,是很大的原因。
一位在外商銀行擔任資深副總裁的朋友,總管大中華區私人銀行業務,她舉例,近一、兩年,受歐債風暴影響,許多歐系銀行為了提高資本適足率,進行一波波的資產跳樓大拍賣,但是,台灣的金融業,尤其是保險集團,卻只能看著物美價廉的資產,一一被馬來西亞、中國、中東等同業買走。
朋友在旁看得焦急:一棟歐系銀行在英國的大樓,不過十幾億,以售後租回方式,保證三十五年,六%年利率的收益,相當不錯的投資標的!台灣的壽險業卻只能在旁乾瞪眼,因為台灣的法令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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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世界上,如果有一個人和你同名同姓,你會有什麼感覺?又如果這個人,也和你有一樣的專長,和你做類似的事,讓人誤以為你就是他,他就是你,你會怎樣?
最近我就遇到這樣的狀況,大陸知名的《費加羅》(FIGARO)雜誌寫信來,希望能夠轉載「我」於去年(二〇一一年)出版的兩本書中的文章,這讓我滿頭霧水。我今年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出版新書,雖然在去年以前,我已在大陸出版了《自慢》系列的一至四集,但應不至於有這樣的誤會。
詳細追問之後,確實有一個「何飛鵬」,在中國大陸也出版了兩本書,書的內容主題,與我出書的類型相似,所以這家雜誌社誤以為這兩本也是我出版的書籍,才不遠千里的找上我。
基於好奇,我請大陸的同事,上網買了這兩本書,迫不及待的我想認識一下另一個「何飛鵬」。
當我拿到書之後,我急著找「編者」簡介,書上署名是「何飛鵬」編著,但書上對這個與我同名同姓同專業的人,卻沒有任何一字一句的說明,我無法得到任何訊息。
不得已,我只好從內容上尋找可能的線索,兩本書談的都是工作、職場、經營、管理,正好和我這些年來所寫的文章極為相似。再進一步仔細閱讀,連寫作的筆調都很像。
這些年我寫的都是工作上、人生上的老生常談,通常都是從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、場景、劇情開始,再進一步闡述我的想法與體悟。每一本書通常包括幾十篇文章,用一個主題貫穿全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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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初的熱鬧就是父親節,「沒有父親的人也能慶祝父親節嗎?」這是我的奢想。
母親十年前過世,今年五月父親也辭世,從此,我喪失一種身分叫作女兒。被剝奪當女兒的身分就是,被老天爺噤聲,刪除「喊爸爸」的資格。我這才理解,當子女是有有效期限,有的人拿到五十年的有效期,有的人僅一年。親子緣分就是有到期日,沒得挑,也躲不掉。
父親多年來都是我心裡的靠山。好想爸爸,好想再握他厚厚的手,好想保留他的隻字片語。前些時候,發現一本鎖在抽屜三十年的紅色日記本。紅絨封面已然滄桑,與其稱之日記本,毋寧說是一本家譜。泛黃的頁面記錄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八個人。我如入密室,小心翼翼的翻閱紅色日記本,看到他鉅細靡遺描述我的誕生,在哪一個診所、幾點幾分、幾台斤重,及從小學、中學到專科的每一段求學,出嫁那天的國曆與農曆日期。許多我自己都沒想到要記錄的事,他像「拾荒老人」般珍藏敝屣,以不同年代的筆跡惦記著。
這就是他,喝酒豪爽如大江大海,但情感內斂亦深如海。
他從未跟孩子說過「愛你」,罵起人來,一條街以外的人都聽得到。但他如鬧鐘般喚醒我們每天的起床,為我們準備上學的早餐;等候我們每天的歸來,看我們津津有味的吃他燉的橘皮牛肉湯、蒜紅燒魚。他是我們的依靠,從我們小到大,從他黑髮到白髮。
他隻身來台,沒有家,想家的時候就唱「綠島小夜曲」就酪酊大醉。他寫家譜,就是對於老家的思念,就是不想遺忘。他教我,人不能忘本,對父母如此,在工作上亦然。我擔任商周執行長的第一堂課,老師就是父親。三年前的一個週末,我回老家看父親。他緩緩的指著兩瓶龍眼蜂蜜說:「不是什麼昂貴的東西,但是蜜很純。」他反覆說著,要我提去送給《商業周刊》創辦人金惟純。我愣住,為何我沒想要感謝金先生?而是,父親。
我想,縱然我跟金先生說一千萬聲感謝,都抵不過父親的這兩瓶無言的蜂蜜。確實如此,金先生很詫異中風後的父親如此惦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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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上帝要給你一個完美禮物,但七年半後收回,你要不要?」
如果,這個禮物是一個天使般的孩子?如果,這個禮物,是一家市值上兆、手握七百億現金的企業?
第一個禮物,多數人不忍要;第二個禮物,九成九的人想要,卻要不起。本期的封面故事,跟這兩份禮物有關。
Luke,台灣卡內基總經理黑立言的兒子,一年多前因血癌離世。一個天使般的小男
孩,身體被「壞東西」入侵,三百六十九天的病楊日子,多次化療,最後甚至雙眼全盲,抽出的腦脊髓液有五〇%是癌細胞….。
多麼痛!
但小天使病中沒有抱怨、沒有沮喪;即便全盲,還要媽媽念《就是愛吃牛肉麵》這本書給他聽,「什麼是『香醇濃郁』、什麼是『馥而不膩』?」
一面吃著麵,一面滿足的笑著:「哇,真是人生一大享受!」
多麼勇敢的靈魂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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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假期間,常有學生到辦公室中實習,一位實習生在實習結束時,給我留言。覺得實習期間沒學到什麼,因為大家都很忙,不太有人教導他。
這應是事實,我們公司,用人精簡,確實可能會對實習學生缺乏照顧,我向這位實習生表示歉意,未來也會改進,但我也和他分享了我的學習經驗。
大學期間,我有豐富的打工經驗。多數單位都像我們公司一樣,對工讀生不太注意,如果只想賺點打工錢,目的可以達成。但如果想再學點經驗,那就要自求多福,等別人來教你是不可能。而我的自學方法,可歸納為六個字:看、聽、想、問、做、學。
這六個字分別代表人六種器官:用眼看、用耳聽、用腦想、用嘴問、用手做、用心學。
到任何陌生的場域,只要讓我接近,我都可以用這套方法學到東西。
首先是用眼睛觀察,別人在做什麼?怎麼做?不放過任何細節。接著,用耳多聽,別人彼此在工作上的交談,他們如何傳達指令、如何交換經驗?有哪些重點。經過看與聽之後,我通常能掌握出大致的工作內容與步驟。
再來,就要自己用頭腦去分析整個工作的內容,他們為何這樣做?道理何在?嘗試用自己的邏輯,說出工作內容、方法、步驟。透過想的過程,是要讓自己融會貫通,並且要找出不明白、看不懂的地方,這就是真正的奧妙與困難所在,這也是我需要尋求解答的關鍵。
找到問題之後,就再開口問。工讀生是外來者,如果你問了很簡單的問題,大多數人會沒耐性,而在「看、聽、想」之後,問出來的問題才會有意義,也才能直指工作的核心與奧妙所在,對這種有深度的問題,大家通常會願意回答,而且會對問話者另眼相看,不會敷衍了事。
而且經過仔細分析思考之後的問題,不只問題有深度,而且問題也會變少,通常只要經過少數幾個問題,就能讓不明白的地方豁然開朗,不致對別人產生太大的麻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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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業周刊》上期報導,台大應屆畢業生,每四人就有一人延畢,比率高居全國第一。這消息讓我十分震撼,嘗試思索:到底什麼因素,讓台灣最優秀的年輕人,選擇不踏出校園?
可能的大環境因素當然很多,但我最關切的是他們內在的抉擇:不排除有相當比率,正是因為太優秀、太聰明,所以太在意別人的期待和自我的期許,選擇暫時不面對可能的挫折。
青年失業如今已是全球性議題,而且暫無解方,很可能成為長期性困境。對這一代年輕人而言,這當然是「苦」。「苦」既然不能免,也許最應學習的,就是如何面對「苦」。
關於「苦」,我個人的體會是:它是人世間永不缺席的元素,幻化為千百種不同的面貌,讓不同時代、不同人生階段的每一個人,都有機會經歷不同的苦,它根本就是人世間的常態。
我把苦大分為兩類,外在發生的苦,和內在感受的苦。因此就產生了四種人:
第一種人,外在不苦而他內在很苦,沒事自尋煩惱,別人勸他也聽不進去,叫作「麻煩大了!」
第二種人,外在不苦他內在也不苦,大家都說他有福氣,他也樂得「靠天吃飯」享起福來,問題是,不知道「還能享多久福?」
第三種人,外在很苦他內在也苦,大家都說他可憐,他也自認很倒楣,但說不定有一天會苦盡甘來,叫作「還有機會!」
第四種人最特別,外在明明很苦,他內在卻不覺得苦,大家都想不通他為什麼「吃苦當吃補」,只能說一句「恭喜你了!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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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!從小到大,我見到他總這麼喊。對我來說,爸爸就是爸爸,是天生的,從不需要去想,他還有什麼其他稱呼。
直到,去年九月,他換上了新名字:2號。
年過八十的他,患有失智症,心臟與腎臟也出狀況,被送入加護病房。我奔回宜蘭,在病房門口等到探望的時段,朝對講機報出父親的名字,沒想到,裡頭的護士問:「他是幾號?」
剎那間我愣住。「我是2號的家屬。」聽到號碼,門開了。
其後,爸爸又幾度進出加護病房。看著病床前的阿拉伯數字,我經常想,什麼時候,爸爸可以回到從前,不用再被編號?
但偏偏,人走著進去,卻躺著出來。我們也開始詢問與嘗試計時照護、本國看護、機構看護等方案,一路跌撞,最後,選擇外勞看護。
上週末,我打電話告訴爸爸,因為工作忙,下星期才能回去看他。他緩慢的說:「妳盡量去忙妳的,不要因為我,把你們都弄得人仰馬翻,妳辛苦了,做為一個長女,妳已經盡了力。」
聽到這句話,心如刀割。我稱不上盡力,但他卻盡可能的,表達對女兒的支持與諒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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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五年級,第一次認識「輸」的感覺。
學校要選代表隊,參加校際運動會,我初選上了短跑培訓,但最後我被淘汰了,另一個課業成績不怎樣,但跑得真的很快的同學選上了,我真的跑不過他,我「輸」了!
輸是痛苦的,代表你這一次不如別人;認輸更加痛苦,代表你可能這輩子永遠不如別人。
上了高中,有另一次刻骨銘心的輸。班際足球賽,我們班有三個校隊選手,我們一向認為冠軍應該是我們的,沒想到第一場我們就輸了,事情怎麼會這樣呢?這怎麼可能呢?我懊悔、生氣,但又能怎樣?
上了大學,輸變成己知的結論:我們永遠輸給台大。
大學時代,我打橄欖球,台大橄欖球隊有體育保送生,再加上理工、醫學院的男生多,橄欖球隊兵多將廣,而政大女生多,橄欖球隊身材不佳、速度不快,每一屆都輸給台大,我們似乎只能爭第二名。
當輸變成已知,我只能期待輸得少、輸得有氣派、輸得不難看。
人生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競賽,隨時會有輸贏,隨時都會有結果。贏不需要學習,更不需要適應,因為成果甜美,只要盡情享受贏的感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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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場飯局席間,大家聊起宣明智「小五」緋聞危機,幾位中年企業家甚感興趣。
我說,這是絕無僅見外遇事件能做到「見血不滴」。何謂見血不滴?我換一個比方,一般的絲襪當被勾破一個洞,很快的、自動的「洞口」就被拉成一長線裂痕,而且越拉越長,好好的一雙絲襪毀了。此時,若立刻點上透明指甲油,雖留下洞口,但立即停損,有效阻裂縫擴大,絲襪還能保住。
同樣傷口,補絲襪容易,修補危機就困難了。宣先生毫無疑問是高手:坦白認錯,下詔罪己,爭取到兒子與關鍵媒體朋友的支持。戲劇張力如此強的新聞,竟然這麼快就收場,雖見傷口雖見血,但未氾濫成災。這是很少見。
宣先生處理得宜的關鍵在於,定調。媒體在第一時間對此事件、對他個人的定調,影響社會輿論。過去,這種事一旦發生,當事人或閃躲、或否認、或虛偽的道歉,於是招致輿論撻伐、日夜追剿,傷痕累累。
但,宣先生在媒體的掌握是俐落,由原本的全面性開放,改成交由信任的幾位記者第一手處理。自己做錯事,也沒扯東扯西,說「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」這類引起公憤的話。該坦白該認錯的,一次到位。走筆至此,我無意談危機處理,而是從此事件想到,每個人的朋友聯絡簿上媒體朋友:「第一,你有沒有?第二,交情多深,電話可以直通嗎?」
我處在媒體圈,交這圈子的朋友比別人容易,不過,很慚愧閉門做事的時間多,也沒經營。但這些年,從自己與身邊友人的遭遇,逐漸感受到有講得上話的媒體朋友之重要。以前,大家說,要結交會計師、律師、醫師「三師」朋友。現在,我加上「一記」(記者)為「三師一記」。講得上話,指的是你跟他之間,也意味他是有影響力。因為身邊有這樣朋友,在你處於上升時刻,已是或逐漸成為公眾人物,能助你進球得分;在你身陷風暴時,進退無助之際,中箭而不落馬,如預買保險。
話雖如此,媒體朋友並不容易交。或能在飯局上談笑應酬,但在新聞中立的信念下,有為有守者並不與受訪對象深交,必須謹守分際,這是職業信仰與訓練。所以,要夠久,在沒有利害關係時就慢慢建立了解與信任,細水長流。再者,要夠深,變成私交。很多人雖知記者朋友重要,但平常沒用心經營,有事才抱佛腳,或交給公關處理。這種方式,偶一或能奏效,但真到關鍵時刻是難以發揮關鍵助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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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真的嗎?我從來沒被這樣稱讚過耶!」十四歲男孩靦腆的搔搔頭,繼續低下頭炒麵,臉上卻藏不住微笑;旁邊的隊友與有榮焉,忙著切菜、拿佐料。
這是孩子在極限挑戰營的最後一天。照例,他們五點半起床,兩公里山路的長跑、長達七小時的獨木舟訓練,三餐自己煮、自己搭帳棚。最後一天,他們要一起為父母親做一頓飯,用他們親自採買的菜。
男孩的父母說,他從小對學業就不感興趣,他們也早就放棄了。這一次,他被隊友選為主廚,四人一組,每個人都有角色,如果一人不合作,當天就開不了飯。男孩當起了領導者,竟然指揮若定,還輔導了不合作的夥伴;看著從自己手上做出來的飯菜,被大人們稱讚,男孩開心的彷彿飛了起來。
這群平常在家裡舒服慣了的小孩,經過七天的魔鬼訓練,全身被曬得像黑炭,眼中卻流露出一股自信。我想,這是他們人生中,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如此被需要。
因為被需要,能量就源源不絕。孩子如此,大人更是如此。上一次,你感覺到自己被需要是什麼時候?
這期封面故事,我們要講的是台灣最近很火紅的旅館業,其中,一則小故事讓我眼睛一亮。她是一個「快手阿桑」因為用心,她可以在二十分鐘內,完成五坪套房的打掃,比別人快十分鐘,因為又快又好,被貴賓指定為專屬房務人員。
當別人視清潔工為苦差事,這位阿桑卻說,這是「可以一邊吹冷氣、一邊練體力」的工作;她,把一份無面孔的工作,變成了有面孔的存在。她證明了,即使鋪一張床,都能「很被需要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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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一次的業績檢討會,都是最難過的一天,參加的主管需要對業績的好壞與否提出報告。而我,雖然是檢討他們業績的人,但我受到的折磨也不會少,因為業績不好,當事人要提出對策,但我也無法置身事外,因為最壞的結果,我都需要概括承受。
最近的一次,因為台灣的內部油電雙漲,整個市場消費力不足,再加上國際環境歐債問題未解,許多的單位都未能達成預算,因此檢討會中,總要不斷的重複油電雙漲、歐債等壞消息。
在開完三個單位的檢討會之後,從第一個單位開始,我開宗明義就說,從現在起,我不希望再聽到油電雙漲、市場消費信心不足、歐債未解、景氣看跌…..等壞消息,請所有的人把這些事當作已知的事實,不需要一再陳述這些理由,把所有的時間,都用來探討如何管理這些已知的壞消息,說明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事,讓這個變數的影響減輕,並全力達成甚至超越原有的預算目標。
當我這樣說之後,還是難免有一些單位主管,不知不覺又在陳述了目標達不成的原因,一直要等到我提醒,他們才中斷,但是接著要談對策、談方法,許多主管仍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而對環境劇變,我不得不承認,管理變數一向是企業經營上最大的困難,不論計畫再周延,環境永遠不斷改變,而當環境改變時,原先的計畫都只能做為參考,務必要提出有效的對應方案,並且確保最後的結果仍然按照原計畫完成。管理變數,對應變數是每一個專案經理人必須學會的課題。
一般而言,當變數出現,導致營運結果出現不利的變動時,經營者的反應是分析原因,尋找原因,這是為什麼我在檢討會中會聽到許多次對環境惡化的描述。
分析、檢討原因只是第一步,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對策,如果不能提出有效的對策,知道原因也於事無補。我要求所有的主管不要再陳述原因,就是迫使他們把精力花在談對策、談解決方法,這才是經營者真正能力的分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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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人,無論是職場修煉或為人父母,專家都教大家要善用「讚美」的力量。許多人依法奉行,蔚然成風。
我個人倒是對讚美這件事,一直有所保留。尤其是年輕一代的「草莓族」現身職場後,我更直覺的認為,可能是他們的父母濫用讚美教養子女的後遺症。
我這麼想,當然與自己的成長經驗有關。我們這一代的成長過程中,多數父母、老師、上司都不習慣讚美。自然而然,也就認為做好分內之事,是理所當然;做得不夠理想,受責罰也是理所當然。可想而知,這樣長大的我,當然不太習慣讚美。偶爾被讚美,常不知所措;要給出讚美,除非功績卓著,否則不輕易為之。在讚美這件事上,可謂欠學。
近年來,經歷一番學習後,我如今看到有關讚美的四種情況:
第一種人,執著於自己的個性或習氣,看不到別人優點,吝於讚美,自是不可取;
第二種人,為了自己的好處,用讚美激勵或操控別人,雖然暫時有效,副作用卻難避免;
第三種人,突破自己的限制,常能欣賞別人的優點,並且真心表達,人我皆大歡喜,境界不俗;
第四種人,對生命有透徹了解,以助人為職志,常能帶著「覺性」恰如其分的讚美,為別人的生命帶來滋潤和啟迪,這才是讚美的最高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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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初,大陸《新周刊》雜誌總編輯封新城來台灣參加會議,我約了他在住的商務飯店聊天。
這本雜誌代表了中國南方一向開放的風格,也是中國社會觀察趨勢中,一本很重要的雜誌。
當時他說,想做一期以台灣為封面故事的專題,例如:你一定要認識的一百個台灣人,你一定要去的一百家台灣餐廳之類的。
這個封面故事最近出刊了,封面標題用了「台灣,最美的風景是人」,坦白說,我是有點震撼的。這樣的觀察不能說很新鮮,包括之前才來過台灣的大陸小說家韓寒也說過類似的意思,為什麼還是會心頭一驚?
是他的用字,把人當成一個「風景」。
風景不再是日月潭的好風如水,也不是漁人碼頭的夕陽殘暉,或是永康街小資情懷,而是人。把台灣人形容為風景,背後的意思是,這個風景是中國見不到,生不出的;這個風景是用錢買不來,用假山假水的速成方式無法複製的。套句大陸流行,台灣人是無法山寨的。
中國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大城市,外來人口幾乎經常維持在四成以上。《新周刊》曾經策畫了一個封面故事「飄一代」,點明了中國近三十年來,人群北飄南移,所引發的沒有歸宿、找不到根的飄零感;一個春運,二、三十億人在移動,可以想見「飄」的程度。
一個城市,找不到共同的臉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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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聽到單程機票的說法,是許多年前高爾夫球國手呂良煥先生,描述年輕時出國比賽,因經費不足,只買了單程的機票,一定要獲得好成績,領到獎金,才能回到台灣。呂先生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,磨練成世界知名的高爾夫選手。
再一次聽到「單程機票」是二〇一二年初,在上海遇到老友曹啟泰,他告訴我九年前,他只買了一張單程機票,背了一套高爾夫球桿,帶了人民幣五千元進中國,他決定要在中國發展。當台灣、新加坡都對他關上門時,他要在中國打開生命的另一扇窗。
背球桿進中國的理由是找朋友打球,是個到上海的藉口,他不能讓朋友、讓家人知道他的主持生涯,在海外已經走到絕境,他一個人面對生命最重要的轉折。
我已經讀過曹啟泰的六本書,本本暢銷,那一晚上聽完啟泰在大陸九年闖蕩的故事,我拍案叫絕,這是最精彩的人生,他是最堅強的人生代言者,我決定替他再出一本書,書名就是《一張單程機票》。
啟泰是用生命說故事的人,反應靈敏才氣縱橫,上帝給了他最好的天賦,拿主持棒。他是我見過兩岸中國人的主持人「男一號」,不幸的是「男一號」,也是讓他在中國主持界風風光光之時,一夜之間從舞台上人間蒸發的原因,因為上海主持人的「男一號」,竟然是一個外來人士,嚴重違反相關報批規定。
啟泰不甘只享受上帝的天賦(其實在舞台上天賦之外,啟泰還有不為人知的全神投入與堅持),他還要創業做生意,這讓他生命陷落二十年,只不過他用不可思議的能量,維持著舞台上的陽光與笑臉,然後把痛苦折磨,都當作是上天的考驗與恩賜。
九年前遠到中國是他生命陷落的最終戰,也是他峰迴路轉的開始。初到中國之時,啟泰靠賣掉高爾夫球桿,得到人民幣五千元,讓他不致斷炊。
九年中,他不放過任何機會,只要能露臉、能上台,他都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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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到四十歲,如果你不笨、夠努力,奮鬥的成果會回饋你兩樣禮物:名位與財富。
然而,這兩樣禮物很惹眼,所以也會有負作用,引來「蒼蠅」。一些有所企圖的人會想靠近你,因為你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,誘惑人。不知不覺中,童年知交在未刻意經營下漸行漸遠,交友圈盡是因利而結合。
所以,人過四十歲,結交真心朋友不易,選擇朋友是一門功課。
該選擇什麼樣的朋友?
我到四十歲後,才懂孔夫子的「益友有三」: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。翻譯成現代言語叫作:願意講真話、能包容我們、知識淵博者。
四十歲之後,我從單純由同學與同事發展的朋友關係,新增三個交朋友的管道,由朋友的朋友撞出新的社群、由受訪對象、由山上鄰居。後三類朋友,屬於「友多聞」,社經地位接近、價值觀相似而能懂彼此的歡欣與壓力,有共鳴、能同遊、能高談闊論。有些人甚至從「友多聞」兼具「友直」、「友諒」,可以變成一輩子的朋友,願意一起變老的朋友。
有些停留在「友多聞」的層次,無法再深,因為少了患難考驗友誼。
如果是從小到大的友伴,時間夠長,較能「友直」與「友諒」,但未必能達到「友多聞」。
因為長大後的際遇差異若大,談話未必能談到心坎,這也是我有時參加同學會的悵然。認識多年的同學久未相聚,有親人般的熟稔,卻因為彼此關心的人事物交集少,只能聊些無關痛癢的話,這樣的場合有些應酬。反之,若身邊有一、二位同學能維繫到中年,殊為難得。幸運的是,我有一位高中同學已相交三十年。無疑的,無論風雨,我們定然能再績一個三十年的友誼。雖然我從不記得她的生日,屢屢言語放蕩不羈,她都不以為意, 彼此在最需要的時候,都能情義相挺。相見沒有面具、言語不須修飾,就是四個字:真心相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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